活在表格裏的扶貧牛

| 中國青年報

一頭用於騙補的牛和它的耳標

編者按:

這是寧夏西海固地區一個不起眼的地方發生的怪事,令我們有“如鯁在喉”之感。


村裏少數人家,虛報冒領了扶貧款項——國家投資扶持養牛的“好經”被念歪了。這些人不是不明白道理——“反正套的也是國家的錢嘛”,我們的記者聽到這樣的說法,感到心疼。


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,要實現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。按照預計,到2019年年底,全國95%左右現行標準的貧困人口將實現脫貧。這個目標的實現過程中,有無數人不捨晝夜的拼搏奮鬥。


脫貧攻堅以來,根據通報,一些地方存在“數字脫貧”、扶貧資金違紀違規使用等問題。中央開展過專項巡視,國務院扶貧辦也曾專門委託媒體暗訪,以瞭解相關問題。


就在同一個村莊,我們的記者也見到了這樣的人家:原本家境貧困,在扶貧資金支持下,不等不靠不要,牛棚越來越滿,家底越來越厚。


同一個起跑線,跑向不同的終點,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的內心:有人信奉“借牛”比養牛容易、掙錢比“套錢”麻煩,也有人相信這一點:幸福是奮鬥出來的。



理論上,吳月梅養着6頭牛,村裏那本扶貧項目花名冊是這麼說的,但她的牛棚裏目前只有3頭。周建國是4頭牛的主人,儘管他家的牛棚裏,乾淨得只能找到破舊的木櫃、清空的牛槽和一些風乾的陳年牛糞。

在寧夏固原市的同一個村莊,這兩個貧困戶都因爲表格裏的牛獲得了扶貧補貼款:截至目前,周建國憑藉如今不存在的4頭牛拿到了1.2萬元,吳月梅已經領到1.2萬元,還在等待下一筆補貼。


此地位於“集中連片特困地區”西海固。40多年前,西海固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認定爲“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”之一,今天,跟中國的其他貧困地區一起,這裏正在竭力減貧。減貧的一個舉措是補貼養殖業。


然而,獲得補貼的道路顯然不止一條。用周建國的話來說,有的人家雖領了補貼,“連個牛毛、牛槽都沒有”。


村支書則說,這種現象確實存在過,隨着項目驗收不斷收緊,如今已不再出現。


但2019年9月,中國青年報·中國青年網記者在當地採訪時,仍發現了此類情況。


根據這個村莊的《2019年扶持壯大產業到戶項目村級驗收花名冊》,村民艾玉蓮申報養了30只羊,村級驗收認定她養了23只。9月的一天,驗收結束後,記者前往她家查看,羊圈裏乾淨得連羊糞都找不到——當地要求牲口必須圈養。


艾玉蓮支支吾吾告訴記者,羊都是她從別家借來的,她與真正的養羊戶商量,將來拿到補貼,一人一半。在同一份花名冊上,她通過村級驗收的養殖項目還包括10只雞、5只兔。她承認,自己就養了“3只兔子3只雞”。


借牛


按照政策,貧困戶養牛可享受補貼。2014年,每頭牛補貼2000元,後來力度加大,提高到每頭3000元。養羊則每隻補貼200元。


但政策限定,補貼只面向新增的牲口,這叫補欄。補貼政策還要求,補欄牛必須是“縣外購進”,從縣外的地區購入餵養,自家牛下的牛犢就不算“補欄牛”。貧困戶經過驗收的存欄數,其中基礎母牛養殖至少在三年以上,肉牛即時出欄即時補欄。此舉是爲了鼓勵貧困戶“滾動”發展養殖業。


據這個鎮的扶貧辦介紹,產業扶貧在該鎮效果顯著,全鎮2017年至今,共補欄8000多頭牛。其中一位貧困戶,家裏從一兩頭牛因此發展到60多頭。


但也有像吳月梅家這樣的情形:她迄今憑藉4頭牛拿到補貼,其中1頭系七八年前買來,其餘3頭均爲該牛繁殖而來,不屬於“縣外購進”,嚴格來說,不符合政策。


周建國採取的是一種更加隱蔽的做法。他先賣掉自家的羊,用賣羊的錢在驗收前買入牛,驗收過後再把牛賣掉。他說:“哪怕咱沒養,買着來再倒着出去,套了國家錢,總之我是有,不像那家裏連個牛毛也沒有、牛槽也沒有。”


有一種在當地見怪不怪的方式叫借牛——據不少村民介紹,有的貧困戶會在驗收前從別人家借來牛,算作自家補欄的牛,以此騙取補貼。


從古至今,牛在這片貧瘠的土地發揮着無可替代的作用——土地曾靠“二牛擡槓”耕種,土炕靠燒牛糞煨熱,孩子靠賣牛上學,病人靠賣牛吃藥。現在,它們被出租、出借,功能發生了變化。


9月的一天,中國青年報·中國青年網記者在此地目睹了借牛一幕的上演。縣級抽驗過程中,一個貧困戶將村支書、駐村第一書記、扶貧隊員和被派來負責抽驗的工作人員,領到鄰居家的牛棚旁。縣級抽驗順利通過。此前,該戶已經通過了村級與鎮級驗收。


“直接把檢查的人領到我的圈裏。”一位出借過牛的村民對記者比着手勢演示,“就說這是你的牛。”


他因爲借牛給親戚得到400元報酬。他說,因爲自家牛“生得很,不好拉”,親戚直接把驗收組領到他家牛圈。驗收通過了。驗收表上籤了名,按了紅手印。


根據花名冊,2017年是寧夏的這個村莊補欄牛增量最多的一年,共有100多個貧困戶的300多頭牛享受扶貧補貼。


2017年,也是記者走訪的村民們口中騙補“最瘋狂”的一年。


當地幹部介紹,這也是擴大補貼規模的一年。


記者走訪中遇到這樣一戶村民:她家在政府補貼下,修建起一座牛棚,牛棚空空如也,從未養過牛,也未借過牛。但2017年,她家同樣享受了3000元的養牛補貼。戶主稱:3000元是“向村上要來的”。


據村民們反映,最瘋狂的時候,鎮上驗收組下鄉驗收,村民們拉着那些借來的牛,在村上到處跑。


由於封山禁牧,當地牛羊養殖必須圈養,牛一般都拴在牛棚裏。驗收組問那些拉着牛到處跑的人:“你們這是幹啥呢?”


村民會假稱:“尋犢呢。”


鎮驗收組一位成員對記者說,他見過村裏拉着牛到處跑的熱鬧場景。


多位村民估計,2017年享受補貼的貧困戶中,有相當的比例涉及借牛騙補。不同人估計的比例相差甚遠。不過,這些說法無從覈實。有村鎮幹部、扶貧隊員認爲,借牛隻是“極個別行爲”,“每個村有三五個就了不得了”。


當地一個從業20多年的牛販子對中國青年報·中國青年網記者說,2017年是他出租牛數量最多的一年,30頭牛租給過建檔立卡的貧困戶,“一戶拉兩三頭,一般都是(租)3天時間。”


村裏一位養牛大戶,過去兩年多借出過8頭牛。他向記者解釋出借的原因:“你不借也得不到什麼好處。(親戚)能幫上就幫上,反正套的也是國家的錢嘛。”


另一位養殖戶說:“他還給我錢呢,我爲啥不借呢?”


借牛的好處,最終以菸酒、租金的方式表現出來。


租金每頭牛1000元,這是當地貧困戶、養牛戶、牛販子之間約定俗成的價碼。


2017年,村裏一個貧困戶,從親戚家借來一頭黃牛拴在自家牛棚。雙方約定,費用1000元。


“就是窮着什麼沒有,(家裏)就一頭牛。再拉一頭牛,兩頭牛可以套6000元。”這家女主人王春桂一邊給牛鍘草,一邊向記者解釋當初借牛的想法。這6000元相當於她家種10畝大麥一年的收入。


然而,令這家人痛苦的事情發生了:借來的牛,第二天早晨死在了圈裏。


牛的猝死,意味着這家人尚未套得補貼,反而要先賠償損失。王春桂事後覺得“真是倒了黴了”,當時氣得在家裏躺了五六天。


村裏的花名冊顯示,雖然牛死了,驗收還是通過了。2017年,這家人獲得了養牛補貼,雖然數額還不夠賠償損失的。


因爲此類意外的發生,養牛戶在出借時懷有顧慮。一位把牛借給過親戚的養牛戶說,借牛並非易事,需要有錢、有關係、有牛棚,還要有喂牛的草料。“能借着來,還是要有一定的能力。”


爲了借到牛,有的貧困戶借牛時,會承諾把套取的扶貧資金與養牛戶均分——比約定俗成的1000元誘惑更大。


牛票


通過自家養的牛頂替“縣外牛”,也是常有的計謀。一位貧困戶笑着說,自己每年都能夠用自家的牛,套取6000元補貼。前提是,要去購買“牛票”與“耳標”,以便通過驗收。


牛票指的是動物檢疫部門發放的合格證明,包含了牲畜的交易與檢疫信息。耳標則是打在牛耳上的一面黃牌子,上面有二維碼和牛的編號,原則上一頭牛對應一個耳標。


當地政府有一套養牛項目的驗收標準:存欄牛、牛票、耳標缺一不可,且編號一致。


記者走訪中發現,牛票與耳標,都可從牛販子、票販子手中購得。


理論上,牛票與耳標均由附近縣市的動物衛生監督所或鄉鎮畜牧站出具,並蓋有縣動物衛生監督所檢疫專用章,有獸醫簽字。但騙補者走的是地下渠道。


當地一位牛販子告訴記者,他們從更大的票販子手中以一頭100元或150元的價格購入牛票、耳標,轉手以一頭兩三百元或兩頭500元的價格賣出。如果是從他這裏租一頭牛,帶一張牛票、一個耳標,總價是1000元。


當着記者的面,這位牛販子聯繫了他的一個上游同行,然後表示可以在一週之內搞到50頭牛的牛票。代價“最低也得6000元”,外加兩條香菸。


源頭是負責檢疫的工作人員。“給人買兩條‘芙蓉王(香菸)’,不掏錢給你不弄。”牛販子說,每年驗收前,是這種“生意”最好的時候。


鎮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,開檢疫合格證不收取任何費用。但由於動物在市場上是流動的,“報的時候是這些,裝車的時候是那些,你怎麼確定?”因此,受檢疫的牛可能並非養殖戶的牛,往往存在許多牛販子鑽空子,藉機倒賣牛票與耳標,而政府部門對他們“防不勝防”。


“光根據檢疫合格證,確實也有弊端。”這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,“合格證是真是假,有時候很難界定。”


至於耳標,購入後可直接打在自家的牛耳上。如果借來的牛本身就帶有耳標,原耳標則可以剪掉,打上新的即可。


有貧困戶告訴記者,足不出村就可以買到“牛票”。記者在附近幾個村子走訪時,也有其他村民反映騙補現象。


前述牛販子向記者透露,他手中的“牛票”主要流向該鎮的4個村子。


2019年夏季,當地政府辦公室發佈的涉及“空棚、空圈整治”等情況的督察通報稱:“個別農戶在實施產業到戶項目過程中,存在以自養牛抵衝項目牛,從購進牛變爲購買票證和耳標現象;個別村幹部老好人思想嚴重,對產業到戶項目把關不嚴,對鄉鎮存在欺瞞行爲。”


鎮驗收組工作人員介紹,爲了防範騙補,鎮政府曾要求貧困戶提供買牛的現場交易照片,但後來驗收組發現,交易現場照片也可以僞造。


鎮裏有時會接到關於此類問題的舉報,比如虛報農作物種植面積、虛報養殖規模等。工作人員介紹,對於這些舉報,鎮政府會進行調查,如果屬實就會處理。


“針對這個情況,咱們當地政府也採取一些政策,既要鼓動(養牛),還要限制(補貼)。不限制有些人就光套取國家項目嘛。”這位工作人員說,2018年開始,項目補貼有所縮減,2018年限額6000元,2019年限額9000元。


一位不願具名的鎮驗收組組長表示,要求縣外購牛,是養殖補貼政策不合理之處。那些真正從本地買了牛來養的貧困戶,也發展了養殖業,但不得不去購買牛票,否則享受不到補貼。


另外據村民介紹,也有的貧困戶在借牛騙補後,擔心東窗事發,真正養起牛來,走上了“正路”。


前述牛販子稱,驗收日益嚴格,租牛賣票的“生意”不好做了。2019年,他只賣出去五六十張牛票。他自稱賣票最多的一年是2017年,當年共賣出100多張牛票,顧客都是建檔立卡的貧困戶。


一張用於騙補的牛票


驗收


白紙上,紅色的是手印,黑字的是保證書,還有歪歪扭扭的親筆簽名——補貼發放之前,很多東西都在證明資金髮放的嚴肅性。


每個補貼項目要經過村、鎮、縣三級驗收,同時還要接受不定期“回頭看”的核查。驗收組需要挨家挨戶實地檢查存欄數、牛票、耳標等。戶主除了按手印,還要簽下補欄飼養保證書。


鎮裏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,保證存欄量是爲了促使貧困戶可持續發展,“如果不管存欄,你把補欄(補貼)一享受,把牛一賣,產業扶貧就看不出來效果了。”


2019年9月,記者見到了鎮裏組織的一次項目驗收。驗收組發現一戶的存欄數比花名冊上缺少兩頭牛。而戶主的解釋是:“一頭賣了給娃娃看病了,一頭死了。”驗收組告誡他:“存欄是必須要有的,存欄沒有的話,你有套國家項目的嫌疑。嚴格來講,還要追究你責任呢。”


記者走訪中發現,有拿到過補貼的貧困戶,家中連牛棚都沒有。也有貧困戶在驗收後不久,牛棚裏存欄牛的數量,明顯不足。


對於存欄量與補貼數明顯不符的幾個貧困戶,關於牛的去向,他們給出的理由各不相同。比如“趕着牛價高,賣了”,或者“給孩子看病,賣了”,牛消失的原因還包括“牛病了賣了”“牛死了扔掉了”“打工沒人養賣掉了”。


多數人不願多談。套取了補貼的周建國向記者表示:“這些事少說,還要靠政府救濟呢,把這些人一惹,把這個小鞋給咱一穿,咱就沒辦法了。”


鎮裏一位驗收組組長說,如果驗收卡得過嚴,會挨老百姓的罵;如果真出了問題,又要挨領導的罵。他們的一個顧慮是,對扶貧幹部的追責,比追查隱蔽的騙補行爲容易得多。


“那個東西很隱性,你發現的時候它已經產生了。”一位不願具名的鎮幹部談及借牛時說,“他(村幹部)明明知道,但人家坐視不管嘛。有可能借的就是他們家的牛。”


村支書則表示,他也沒什麼辦法。“說誰誰借的牛,你啥證據?你驗收時候,耳標在呢,檢疫證開下了。你問牛咋不在了,他說牛有病呢,或者用錢呢,賣了。”


在一位村民看來:“他(村幹部)睜一隻眼閉一隻眼,反正農民富了就行了”。

每天“出了牛圈進羊圈”的驗收組明白,即便是村幹部知道誰家借了牛,但時常礙於人情面子,或者擔心得罪人而裝不知道。而驗收組完成驗收後就離開了,又沒辦法一直在村裏盯着,“鬧得跟打游擊戰一樣”。


據介紹,鎮驗收組會碰到一種情況:圈裏有牛,檢疫證和耳標都在,但牛圈旁邊沒牛糞,槽裏只添了一把草料。“一看就知道是借來的牛,但是你爲啥不驗?你又沒有監控。”一位幹部說,這種情況,只好先進行驗收,“回頭看”時“拿下”。


“回頭看”,主要是看那些被村民舉報,或者下鄉驗收時,發現有明顯臨時借牛的痕跡的家庭。關鍵看牛棚裏的牛是否足數,“如果你不養着,說明你可能鑽政策的空子。”


不定期“回頭看”,確實給一些試圖騙補的人帶來了麻煩。有時臨時得知要驗收,村民不得不冒着大雨出門借牛。


在那位驗收組組長看來,“回頭看”確實是遏制騙補最直接有效的辦法。只是由於扶貧任務重、工作緊,驗收組精力有限、人手不足,“覈查的,相對來說力度比較弱”。


“有時候還沒覈查或覈查不徹底,錢就兌付了。”這位組長說,“錢撥到扶貧辦的賬上,你要按期給老百姓兌現呢”,不按期兌現,上級會催促,而老百姓清楚,一旦資金兌付,政府很難追回。


2019年,吳月梅計劃再拿到兩頭牛的補貼。她已經準備了5個月,4月份就從牛販子手裏買了牛票。


她的辦法是,從兒子家拉來4頭牛充數。


她經歷了兩次驗收,都沒通過。驗收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,他多次前往吳月梅家,見她家往常只能圈4頭牛的牛棚,卻塞了7頭,不合常理。他懷疑吳月梅有借牛行爲,因此未予通過。


第三次驗收時記者在場,見到7頭牛都在新棚裏。工作人員數了存欄牛數,檢查了牛票與耳標,讓這家人當着驗收組和村幹部的面簽下保證書。驗收通過。


保證書上,吳月梅一家承諾,他們會至少養殖3年以上,如果倒買倒賣檢疫證明和耳標,冒充頂替,套取扶貧資金,“一經發現收回扶貧資金,同時承擔法律責任”。


兩天後,記者再去採訪,她家牛棚裏只剩下3頭牛。吳月梅最初的解釋是,“拉着打犢(配種)去了,將(剛)拉去。”但牛圈門口和院門外被雨淋溼的土地上,連一個蹄印也找不到。


而後她承認,是借來兒子家的牛湊數。驗收通過的兩頭牛,“都是我們自己的牛引(生)下的”。


從當地農業農村局發佈的督察通報來看,已經發現了“產業扶貧到戶項目涉嫌倒賣假檢疫證問題”,並移交公安局處理。


另一份督察通報顯示,多個鄉鎮不同程度存在“驗收標準執行不嚴,補欄的牛羊無法界定”“缺乏有效管理措施,導致項目流失嚴重”等問題。


2018年的一份督察通報指出,存在“個別村民補欄牛的過程中有無證、套證、購證等現象”。


督察中還發現,2017年,某個村子存在“按照雞的標準”對幾百只鴿子養殖戶進行補貼的情況,而鴿子不在補貼範圍之內。


“把國家虧了”


在解釋原因時,騙補者總會提到一個字——“窮”。


王春桂說:“都藉着套着呢。我想着套兩個錢,窮漢人家嘛,掙兩個是兩個嘛。”


“窮着老兩口,沒錢嘛。老兩口種下10畝地。老頭子心臟病,年年住院,都在藥罐罐裏頭呢。也沒有個啥收入。”吳月梅說着就從房間的各個角落,拎出5袋裝滿藥盒的塑料袋子,堆在牀上。


周建國不好意思地說:“國家政策太好了,想着是國家的便宜嘛,錯誤的認識嘛。”


他還說,這種做法,“把國家虧了,把領導人的心血都白費了”。


村裏一位共產黨員對這種行爲嗤之以鼻,遇到鄰居前來借牛,他都拒絕,或勸他們別這麼做。另一位共產黨員認爲,這些人最終沒有“造血功能”,一旦“把錢使喚了,牛木(方言——即沒有)牛,錢木錢,到第二年還是貧困戶嘛。”


一個村民給記者算了一筆賬:一頭牛以1000元的價錢租給貧困戶,一套牛票和耳標按200元計算,3000元的政府補貼,貧困戶實際只得1800元。


不只一位村民對記者感慨,貧困戶和牛販子都落錢,只有政府是吃虧的。


爲了支持貧困戶養牛,當地會給予每戶數萬元的貼息貸款。此外,按2018年的項目補助標準,貧困戶修建牛棚、青貯池,種植優質牧草,購進鍘草機,都會取得相應的補貼,從幾十元至幾千元不等。爲防止“牛死傷農”,政府還願意承擔94%的養殖保險費。


有養牛戶說,正常情況下每頭牛能夠增收3000元左右,這還不包括政府爲降低養牛成本補貼的3000元,養下的母牛產的犢,便是自己淨賺下的牛。


據村委會介紹,近3年來,該村到戶項目資金補貼涉及牛、羊、豬、驢、兔、雞、蜜蜂、馬鈴薯、玉米等。


2014年之前,村裏的貧困戶牛永富家只有兩頭牛,由於養牛成本高,家中還欠有外債,始終無法擴大規模,“每年就兩頭牛在那兒轉”。得益於政策,2017年他家又購進4頭牛,如今每年僅靠養牛能增收五六千元。


鎮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員說,看到養牛能夠養家餬口,參與者越來越多。他統計過一個村莊的養牛戶數量,發現近3年來養牛戶至少翻了一番,戶均養牛數量也不斷增加。玉米播種在了一度撂荒的土地上,用於生產飼料。


2019年,牛永富又購入一頭牛,3000元養牛補貼已經到賬。他想不通騙補者的做法:“政策這麼好,你爲什麼要騙?”


(文中吳月梅、周建國、王春桂、艾玉蓮、牛永富等村民均系化名)




來源:冰點週刊(bingdianweekly)作者:李強



中國青年報·中國青年網出品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活在表格裏的扶貧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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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頭用於騙補的牛和它的耳標

編者按:

這是寧夏西海固地區一個不起眼的地方發生的怪事,令我們有“如鯁在喉”之感。


村裏少數人家,虛報冒領了扶貧款項——國家投資扶持養牛的“好經”被念歪了。這些人不是不明白道理——“反正套的也是國家的錢嘛”,我們的記者聽到這樣的說法,感到心疼。


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,要實現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。按照預計,到2019年年底,全國95%左右現行標準的貧困人口將實現脫貧。這個目標的實現過程中,有無數人不捨晝夜的拼搏奮鬥。


脫貧攻堅以來,根據通報,一些地方存在“數字脫貧”、扶貧資金違紀違規使用等問題。中央開展過專項巡視,國務院扶貧辦也曾專門委託媒體暗訪,以瞭解相關問題。


就在同一個村莊,我們的記者也見到了這樣的人家:原本家境貧困,在扶貧資金支持下,不等不靠不要,牛棚越來越滿,家底越來越厚。


同一個起跑線,跑向不同的終點,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的內心:有人信奉“借牛”比養牛容易、掙錢比“套錢”麻煩,也有人相信這一點:幸福是奮鬥出來的。



理論上,吳月梅養着6頭牛,村裏那本扶貧項目花名冊是這麼說的,但她的牛棚裏目前只有3頭。周建國是4頭牛的主人,儘管他家的牛棚裏,乾淨得只能找到破舊的木櫃、清空的牛槽和一些風乾的陳年牛糞。

在寧夏固原市的同一個村莊,這兩個貧困戶都因爲表格裏的牛獲得了扶貧補貼款:截至目前,周建國憑藉如今不存在的4頭牛拿到了1.2萬元,吳月梅已經領到1.2萬元,還在等待下一筆補貼。


此地位於“集中連片特困地區”西海固。40多年前,西海固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認定爲“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”之一,今天,跟中國的其他貧困地區一起,這裏正在竭力減貧。減貧的一個舉措是補貼養殖業。


然而,獲得補貼的道路顯然不止一條。用周建國的話來說,有的人家雖領了補貼,“連個牛毛、牛槽都沒有”。


村支書則說,這種現象確實存在過,隨着項目驗收不斷收緊,如今已不再出現。


但2019年9月,中國青年報·中國青年網記者在當地採訪時,仍發現了此類情況。


根據這個村莊的《2019年扶持壯大產業到戶項目村級驗收花名冊》,村民艾玉蓮申報養了30只羊,村級驗收認定她養了23只。9月的一天,驗收結束後,記者前往她家查看,羊圈裏乾淨得連羊糞都找不到——當地要求牲口必須圈養。


艾玉蓮支支吾吾告訴記者,羊都是她從別家借來的,她與真正的養羊戶商量,將來拿到補貼,一人一半。在同一份花名冊上,她通過村級驗收的養殖項目還包括10只雞、5只兔。她承認,自己就養了“3只兔子3只雞”。


借牛


按照政策,貧困戶養牛可享受補貼。2014年,每頭牛補貼2000元,後來力度加大,提高到每頭3000元。養羊則每隻補貼200元。


但政策限定,補貼只面向新增的牲口,這叫補欄。補貼政策還要求,補欄牛必須是“縣外購進”,從縣外的地區購入餵養,自家牛下的牛犢就不算“補欄牛”。貧困戶經過驗收的存欄數,其中基礎母牛養殖至少在三年以上,肉牛即時出欄即時補欄。此舉是爲了鼓勵貧困戶“滾動”發展養殖業。


據這個鎮的扶貧辦介紹,產業扶貧在該鎮效果顯著,全鎮2017年至今,共補欄8000多頭牛。其中一位貧困戶,家裏從一兩頭牛因此發展到60多頭。


但也有像吳月梅家這樣的情形:她迄今憑藉4頭牛拿到補貼,其中1頭系七八年前買來,其餘3頭均爲該牛繁殖而來,不屬於“縣外購進”,嚴格來說,不符合政策。


周建國採取的是一種更加隱蔽的做法。他先賣掉自家的羊,用賣羊的錢在驗收前買入牛,驗收過後再把牛賣掉。他說:“哪怕咱沒養,買着來再倒着出去,套了國家錢,總之我是有,不像那家裏連個牛毛也沒有、牛槽也沒有。”


有一種在當地見怪不怪的方式叫借牛——據不少村民介紹,有的貧困戶會在驗收前從別人家借來牛,算作自家補欄的牛,以此騙取補貼。


從古至今,牛在這片貧瘠的土地發揮着無可替代的作用——土地曾靠“二牛擡槓”耕種,土炕靠燒牛糞煨熱,孩子靠賣牛上學,病人靠賣牛吃藥。現在,它們被出租、出借,功能發生了變化。


9月的一天,中國青年報·中國青年網記者在此地目睹了借牛一幕的上演。縣級抽驗過程中,一個貧困戶將村支書、駐村第一書記、扶貧隊員和被派來負責抽驗的工作人員,領到鄰居家的牛棚旁。縣級抽驗順利通過。此前,該戶已經通過了村級與鎮級驗收。


“直接把檢查的人領到我的圈裏。”一位出借過牛的村民對記者比着手勢演示,“就說這是你的牛。”


他因爲借牛給親戚得到400元報酬。他說,因爲自家牛“生得很,不好拉”,親戚直接把驗收組領到他家牛圈。驗收通過了。驗收表上籤了名,按了紅手印。


根據花名冊,2017年是寧夏的這個村莊補欄牛增量最多的一年,共有100多個貧困戶的300多頭牛享受扶貧補貼。


2017年,也是記者走訪的村民們口中騙補“最瘋狂”的一年。


當地幹部介紹,這也是擴大補貼規模的一年。


記者走訪中遇到這樣一戶村民:她家在政府補貼下,修建起一座牛棚,牛棚空空如也,從未養過牛,也未借過牛。但2017年,她家同樣享受了3000元的養牛補貼。戶主稱:3000元是“向村上要來的”。


據村民們反映,最瘋狂的時候,鎮上驗收組下鄉驗收,村民們拉着那些借來的牛,在村上到處跑。


由於封山禁牧,當地牛羊養殖必須圈養,牛一般都拴在牛棚裏。驗收組問那些拉着牛到處跑的人:“你們這是幹啥呢?”


村民會假稱:“尋犢呢。”


鎮驗收組一位成員對記者說,他見過村裏拉着牛到處跑的熱鬧場景。


多位村民估計,2017年享受補貼的貧困戶中,有相當的比例涉及借牛騙補。不同人估計的比例相差甚遠。不過,這些說法無從覈實。有村鎮幹部、扶貧隊員認爲,借牛隻是“極個別行爲”,“每個村有三五個就了不得了”。


當地一個從業20多年的牛販子對中國青年報·中國青年網記者說,2017年是他出租牛數量最多的一年,30頭牛租給過建檔立卡的貧困戶,“一戶拉兩三頭,一般都是(租)3天時間。”


村裏一位養牛大戶,過去兩年多借出過8頭牛。他向記者解釋出借的原因:“你不借也得不到什麼好處。(親戚)能幫上就幫上,反正套的也是國家的錢嘛。”


另一位養殖戶說:“他還給我錢呢,我爲啥不借呢?”


借牛的好處,最終以菸酒、租金的方式表現出來。


租金每頭牛1000元,這是當地貧困戶、養牛戶、牛販子之間約定俗成的價碼。


2017年,村裏一個貧困戶,從親戚家借來一頭黃牛拴在自家牛棚。雙方約定,費用1000元。


“就是窮着什麼沒有,(家裏)就一頭牛。再拉一頭牛,兩頭牛可以套6000元。”這家女主人王春桂一邊給牛鍘草,一邊向記者解釋當初借牛的想法。這6000元相當於她家種10畝大麥一年的收入。


然而,令這家人痛苦的事情發生了:借來的牛,第二天早晨死在了圈裏。


牛的猝死,意味着這家人尚未套得補貼,反而要先賠償損失。王春桂事後覺得“真是倒了黴了”,當時氣得在家裏躺了五六天。


村裏的花名冊顯示,雖然牛死了,驗收還是通過了。2017年,這家人獲得了養牛補貼,雖然數額還不夠賠償損失的。


因爲此類意外的發生,養牛戶在出借時懷有顧慮。一位把牛借給過親戚的養牛戶說,借牛並非易事,需要有錢、有關係、有牛棚,還要有喂牛的草料。“能借着來,還是要有一定的能力。”


爲了借到牛,有的貧困戶借牛時,會承諾把套取的扶貧資金與養牛戶均分——比約定俗成的1000元誘惑更大。


牛票


通過自家養的牛頂替“縣外牛”,也是常有的計謀。一位貧困戶笑着說,自己每年都能夠用自家的牛,套取6000元補貼。前提是,要去購買“牛票”與“耳標”,以便通過驗收。


牛票指的是動物檢疫部門發放的合格證明,包含了牲畜的交易與檢疫信息。耳標則是打在牛耳上的一面黃牌子,上面有二維碼和牛的編號,原則上一頭牛對應一個耳標。


當地政府有一套養牛項目的驗收標準:存欄牛、牛票、耳標缺一不可,且編號一致。


記者走訪中發現,牛票與耳標,都可從牛販子、票販子手中購得。


理論上,牛票與耳標均由附近縣市的動物衛生監督所或鄉鎮畜牧站出具,並蓋有縣動物衛生監督所檢疫專用章,有獸醫簽字。但騙補者走的是地下渠道。


當地一位牛販子告訴記者,他們從更大的票販子手中以一頭100元或150元的價格購入牛票、耳標,轉手以一頭兩三百元或兩頭500元的價格賣出。如果是從他這裏租一頭牛,帶一張牛票、一個耳標,總價是1000元。


當着記者的面,這位牛販子聯繫了他的一個上游同行,然後表示可以在一週之內搞到50頭牛的牛票。代價“最低也得6000元”,外加兩條香菸。


源頭是負責檢疫的工作人員。“給人買兩條‘芙蓉王(香菸)’,不掏錢給你不弄。”牛販子說,每年驗收前,是這種“生意”最好的時候。


鎮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,開檢疫合格證不收取任何費用。但由於動物在市場上是流動的,“報的時候是這些,裝車的時候是那些,你怎麼確定?”因此,受檢疫的牛可能並非養殖戶的牛,往往存在許多牛販子鑽空子,藉機倒賣牛票與耳標,而政府部門對他們“防不勝防”。


“光根據檢疫合格證,確實也有弊端。”這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,“合格證是真是假,有時候很難界定。”


至於耳標,購入後可直接打在自家的牛耳上。如果借來的牛本身就帶有耳標,原耳標則可以剪掉,打上新的即可。


有貧困戶告訴記者,足不出村就可以買到“牛票”。記者在附近幾個村子走訪時,也有其他村民反映騙補現象。


前述牛販子向記者透露,他手中的“牛票”主要流向該鎮的4個村子。


2019年夏季,當地政府辦公室發佈的涉及“空棚、空圈整治”等情況的督察通報稱:“個別農戶在實施產業到戶項目過程中,存在以自養牛抵衝項目牛,從購進牛變爲購買票證和耳標現象;個別村幹部老好人思想嚴重,對產業到戶項目把關不嚴,對鄉鎮存在欺瞞行爲。”


鎮驗收組工作人員介紹,爲了防範騙補,鎮政府曾要求貧困戶提供買牛的現場交易照片,但後來驗收組發現,交易現場照片也可以僞造。


鎮裏有時會接到關於此類問題的舉報,比如虛報農作物種植面積、虛報養殖規模等。工作人員介紹,對於這些舉報,鎮政府會進行調查,如果屬實就會處理。


“針對這個情況,咱們當地政府也採取一些政策,既要鼓動(養牛),還要限制(補貼)。不限制有些人就光套取國家項目嘛。”這位工作人員說,2018年開始,項目補貼有所縮減,2018年限額6000元,2019年限額9000元。


一位不願具名的鎮驗收組組長表示,要求縣外購牛,是養殖補貼政策不合理之處。那些真正從本地買了牛來養的貧困戶,也發展了養殖業,但不得不去購買牛票,否則享受不到補貼。


另外據村民介紹,也有的貧困戶在借牛騙補後,擔心東窗事發,真正養起牛來,走上了“正路”。


前述牛販子稱,驗收日益嚴格,租牛賣票的“生意”不好做了。2019年,他只賣出去五六十張牛票。他自稱賣票最多的一年是2017年,當年共賣出100多張牛票,顧客都是建檔立卡的貧困戶。


一張用於騙補的牛票


驗收


白紙上,紅色的是手印,黑字的是保證書,還有歪歪扭扭的親筆簽名——補貼發放之前,很多東西都在證明資金髮放的嚴肅性。


每個補貼項目要經過村、鎮、縣三級驗收,同時還要接受不定期“回頭看”的核查。驗收組需要挨家挨戶實地檢查存欄數、牛票、耳標等。戶主除了按手印,還要簽下補欄飼養保證書。


鎮裏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,保證存欄量是爲了促使貧困戶可持續發展,“如果不管存欄,你把補欄(補貼)一享受,把牛一賣,產業扶貧就看不出來效果了。”


2019年9月,記者見到了鎮裏組織的一次項目驗收。驗收組發現一戶的存欄數比花名冊上缺少兩頭牛。而戶主的解釋是:“一頭賣了給娃娃看病了,一頭死了。”驗收組告誡他:“存欄是必須要有的,存欄沒有的話,你有套國家項目的嫌疑。嚴格來講,還要追究你責任呢。”


記者走訪中發現,有拿到過補貼的貧困戶,家中連牛棚都沒有。也有貧困戶在驗收後不久,牛棚裏存欄牛的數量,明顯不足。


對於存欄量與補貼數明顯不符的幾個貧困戶,關於牛的去向,他們給出的理由各不相同。比如“趕着牛價高,賣了”,或者“給孩子看病,賣了”,牛消失的原因還包括“牛病了賣了”“牛死了扔掉了”“打工沒人養賣掉了”。


多數人不願多談。套取了補貼的周建國向記者表示:“這些事少說,還要靠政府救濟呢,把這些人一惹,把這個小鞋給咱一穿,咱就沒辦法了。”


鎮裏一位驗收組組長說,如果驗收卡得過嚴,會挨老百姓的罵;如果真出了問題,又要挨領導的罵。他們的一個顧慮是,對扶貧幹部的追責,比追查隱蔽的騙補行爲容易得多。


“那個東西很隱性,你發現的時候它已經產生了。”一位不願具名的鎮幹部談及借牛時說,“他(村幹部)明明知道,但人家坐視不管嘛。有可能借的就是他們家的牛。”


村支書則表示,他也沒什麼辦法。“說誰誰借的牛,你啥證據?你驗收時候,耳標在呢,檢疫證開下了。你問牛咋不在了,他說牛有病呢,或者用錢呢,賣了。”


在一位村民看來:“他(村幹部)睜一隻眼閉一隻眼,反正農民富了就行了”。

每天“出了牛圈進羊圈”的驗收組明白,即便是村幹部知道誰家借了牛,但時常礙於人情面子,或者擔心得罪人而裝不知道。而驗收組完成驗收後就離開了,又沒辦法一直在村裏盯着,“鬧得跟打游擊戰一樣”。


據介紹,鎮驗收組會碰到一種情況:圈裏有牛,檢疫證和耳標都在,但牛圈旁邊沒牛糞,槽裏只添了一把草料。“一看就知道是借來的牛,但是你爲啥不驗?你又沒有監控。”一位幹部說,這種情況,只好先進行驗收,“回頭看”時“拿下”。


“回頭看”,主要是看那些被村民舉報,或者下鄉驗收時,發現有明顯臨時借牛的痕跡的家庭。關鍵看牛棚裏的牛是否足數,“如果你不養着,說明你可能鑽政策的空子。”


不定期“回頭看”,確實給一些試圖騙補的人帶來了麻煩。有時臨時得知要驗收,村民不得不冒着大雨出門借牛。


在那位驗收組組長看來,“回頭看”確實是遏制騙補最直接有效的辦法。只是由於扶貧任務重、工作緊,驗收組精力有限、人手不足,“覈查的,相對來說力度比較弱”。


“有時候還沒覈查或覈查不徹底,錢就兌付了。”這位組長說,“錢撥到扶貧辦的賬上,你要按期給老百姓兌現呢”,不按期兌現,上級會催促,而老百姓清楚,一旦資金兌付,政府很難追回。


2019年,吳月梅計劃再拿到兩頭牛的補貼。她已經準備了5個月,4月份就從牛販子手裏買了牛票。


她的辦法是,從兒子家拉來4頭牛充數。


她經歷了兩次驗收,都沒通過。驗收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,他多次前往吳月梅家,見她家往常只能圈4頭牛的牛棚,卻塞了7頭,不合常理。他懷疑吳月梅有借牛行爲,因此未予通過。


第三次驗收時記者在場,見到7頭牛都在新棚裏。工作人員數了存欄牛數,檢查了牛票與耳標,讓這家人當着驗收組和村幹部的面簽下保證書。驗收通過。


保證書上,吳月梅一家承諾,他們會至少養殖3年以上,如果倒買倒賣檢疫證明和耳標,冒充頂替,套取扶貧資金,“一經發現收回扶貧資金,同時承擔法律責任”。


兩天後,記者再去採訪,她家牛棚裏只剩下3頭牛。吳月梅最初的解釋是,“拉着打犢(配種)去了,將(剛)拉去。”但牛圈門口和院門外被雨淋溼的土地上,連一個蹄印也找不到。


而後她承認,是借來兒子家的牛湊數。驗收通過的兩頭牛,“都是我們自己的牛引(生)下的”。


從當地農業農村局發佈的督察通報來看,已經發現了“產業扶貧到戶項目涉嫌倒賣假檢疫證問題”,並移交公安局處理。


另一份督察通報顯示,多個鄉鎮不同程度存在“驗收標準執行不嚴,補欄的牛羊無法界定”“缺乏有效管理措施,導致項目流失嚴重”等問題。


2018年的一份督察通報指出,存在“個別村民補欄牛的過程中有無證、套證、購證等現象”。


督察中還發現,2017年,某個村子存在“按照雞的標準”對幾百只鴿子養殖戶進行補貼的情況,而鴿子不在補貼範圍之內。


“把國家虧了”


在解釋原因時,騙補者總會提到一個字——“窮”。


王春桂說:“都藉着套着呢。我想着套兩個錢,窮漢人家嘛,掙兩個是兩個嘛。”


“窮着老兩口,沒錢嘛。老兩口種下10畝地。老頭子心臟病,年年住院,都在藥罐罐裏頭呢。也沒有個啥收入。”吳月梅說着就從房間的各個角落,拎出5袋裝滿藥盒的塑料袋子,堆在牀上。


周建國不好意思地說:“國家政策太好了,想着是國家的便宜嘛,錯誤的認識嘛。”


他還說,這種做法,“把國家虧了,把領導人的心血都白費了”。


村裏一位共產黨員對這種行爲嗤之以鼻,遇到鄰居前來借牛,他都拒絕,或勸他們別這麼做。另一位共產黨員認爲,這些人最終沒有“造血功能”,一旦“把錢使喚了,牛木(方言——即沒有)牛,錢木錢,到第二年還是貧困戶嘛。”


一個村民給記者算了一筆賬:一頭牛以1000元的價錢租給貧困戶,一套牛票和耳標按200元計算,3000元的政府補貼,貧困戶實際只得1800元。


不只一位村民對記者感慨,貧困戶和牛販子都落錢,只有政府是吃虧的。


爲了支持貧困戶養牛,當地會給予每戶數萬元的貼息貸款。此外,按2018年的項目補助標準,貧困戶修建牛棚、青貯池,種植優質牧草,購進鍘草機,都會取得相應的補貼,從幾十元至幾千元不等。爲防止“牛死傷農”,政府還願意承擔94%的養殖保險費。


有養牛戶說,正常情況下每頭牛能夠增收3000元左右,這還不包括政府爲降低養牛成本補貼的3000元,養下的母牛產的犢,便是自己淨賺下的牛。


據村委會介紹,近3年來,該村到戶項目資金補貼涉及牛、羊、豬、驢、兔、雞、蜜蜂、馬鈴薯、玉米等。


2014年之前,村裏的貧困戶牛永富家只有兩頭牛,由於養牛成本高,家中還欠有外債,始終無法擴大規模,“每年就兩頭牛在那兒轉”。得益於政策,2017年他家又購進4頭牛,如今每年僅靠養牛能增收五六千元。


鎮畜牧站一位工作人員說,看到養牛能夠養家餬口,參與者越來越多。他統計過一個村莊的養牛戶數量,發現近3年來養牛戶至少翻了一番,戶均養牛數量也不斷增加。玉米播種在了一度撂荒的土地上,用於生產飼料。


2019年,牛永富又購入一頭牛,3000元養牛補貼已經到賬。他想不通騙補者的做法:“政策這麼好,你爲什麼要騙?”


(文中吳月梅、周建國、王春桂、艾玉蓮、牛永富等村民均系化名)




來源:冰點週刊(bingdianweekly)作者:李強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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