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解局】因騷亂突然取消APEC峯會,智利局勢有多嚴重?

| 俠客島

10月30日,智利總統皮涅拉突然宣佈,放棄主辦原定於11月的APEC峯會,以及12月的聯合國氣候大會,以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問題。

這一決定讓世界驚訝,畢竟這在APEC歷史上可是首次,並且由於中美經貿磋商進展,外界普遍對這場峯會抱有期待

智利騷亂有這麼嚴重?——事實也確實如此,也就兩週多的騷亂目前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,7000多人被捕,部分華人商鋪也遭殃,被搶劫或燒燬。

智利爆發這麼嚴重的騷亂,其背後隱藏的深刻社會結構性問題,值得每個中國人深思。


當地時間10月25日,智利首都聖地亞哥街頭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


模式

在大家的印象中,智利是拉美地區相當發達的國家。數據也證明如此:2018年智利人均收入已接近1.6萬美元(中國是接近1萬美元),位居拉美首位,智利還是經合組織(OECD)這個“富國俱樂部”的成員。


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這樣一個富裕的國家卻因地鐵票價上漲30比索(合人民幣3毛錢)這樣一個小理由,發生了幾十年來最大一次全國性抗議活動。和平示威之外,我們還看到了大量打砸搶燒的暴力活動。

“不是30比索,而是30年”——示威者喊出了這樣的口號,這說明這次騷亂是智利社會長期積累的不滿情緒的總爆發

示威者明確亮出他們抗議的目標是“新自由主義”(neoliberalism)。

手持“新自由主義在智利誕生,將在智利死亡”標語的智利示威者


何謂新自由主義?爲什麼新自由主義成爲智利民衆不滿的根源?

準確來說,新自由主義作爲一種經濟學理論和思潮,並不誕生於智利,而是起源於20世紀二三十時代的歐洲,其倡導者是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和“英國學派”。


該理論延續自亞當·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,強調市場的完全自由競爭,認爲個人權利先於集體,主張政府對市場干預的最小化,倡導私有化改革

在20世紀70年代,由於凱恩斯主義無法解決西方國家面臨的失業與通貨膨脹並存局面,即“滯漲”問題。歐美大部分經濟學家重拾新自由主義,歐美國家也開始大力向海外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。

1975年,靠軍事政變上臺的智利總統皮諾切特邀請到了美國“芝加哥學派”的大師米爾頓·弗裏德曼考察智利,深深信服於後者的理論。而後,皮諾切廢除了其前任阿連德總統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各項政策,進行了徹底的私有化、市場化和自由化改革。


不同於後來蘇聯和中東國家“休克療法”的失敗,當時的智利軍政府憑藉強力統治和高壓政策,使智利度過了艱難的轉型期,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,智利經濟常年保持高速增長,成爲西方國家口中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典範,其模式也被稱爲“智利模式”


在“智利模式”下,國有企業以及養老體系進行了私有化,工會和各項福利制度被廢除,企業稅收降低,大量吸引外資,政府扮演“守夜人”的角色,除提供基本的法制和社會秩序外,最低度地干預市場。

在外貿方面,智利與50多個國家簽署20多個自由貿易協定,與簽署協定國家的平均關稅低至1.2%,石油、銅礦等原材料和漁業等初級產品大量出口,工業製成品主要靠進口。

對比

智利3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後面,隱藏着什麼問題?

智利國家男子足球隊的門將布拉沃(Claudio Bravo)在社交媒體上這麼說:他們賣了我們水資源、電力、油氣、教育、健康、養老金、醫療,我們的公路、森林、阿塔卡馬鹽沼、冰川、交通,到私人的手裏。還剩什麼?這還不夠嗎?我們不想要一個只爲少數人的智利

實際上,儘管本次聖地亞哥地鐵票只漲價3毛錢,但這已是今年內第二次漲價,並且原起步價是800比索(高峯時段),合人民幣8元左右,已是相當不便宜。

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,智利一半工人的年收入低於6600美元(合人民幣46480元),與1.6萬美元的人均收入相距甚遠,貧困發生率高達8.6%(中國是1.7%),可見智利社會收入差距之大,社會分化之大。

也許智利太遠,我們很難看到智利社會的樣子,但香港的現狀,告訴了我們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結果,無外乎房價高企、生活成本巨大、普通人剝奪感強烈,年輕人上升無望。

不過,儘管人們常拿香港局勢和智利騷亂比較,但在智利示威者看來,他們抗議的性質和香港情況完全不同。

在海外社交媒體上,一個香港示威者的留言引起了智利示威者的強力反駁,如下圖。


這位名爲“巴丟草”的香港賬號說:嗨,所有來自加泰羅尼亞、智利和黎巴嫩的示威者們,香港人給你們提供了一個處理催淚瓦斯的新方法。

一名智利人的賬號回覆說:我們和那些來自香港的暴徒一點關係沒有,他們是美國支持的右翼分子,在智利,我們討厭美國的新自由主義,美國必須停止干涉其他國家,這個罪惡帝國已經對阿連德(總統)這麼幹過

這裏他指的是,當年支持社會主義的阿連德就是在美國中央情報局(CIA)的策劃下被推翻,皮諾切也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上臺。

由此可見,儘管香港和智利示威者暴力手段相似,原因也有相同之處,但雙方的想法和解決方案完全不同:香港示威者覺得他們的自由還是不夠,想要絕對的自由,而智利示威者認識到本身模式存在的問題,想要的是社會平等

得失

其實不但在智利,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帶來的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顯現。一些批評者認爲,新自由主義就是“極端自由主義”、“市場原教旨主義”。


在拉美另一個大國墨西哥,從1982年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產生了幾乎成爲墨西哥標籤的大麻煩——毒販集團。當時,墨西哥農村的土地和其他領域一樣,進行了私有化改革,並允許自由買賣,農業領域也開放給外資。


結果,墨西哥的農業逐漸被外資控制,大量無地農民被迫進入城市,形成貧民窟,無法被城市吸納的大量無業人口走上毒品行業。背靠美國這個大型毒品市場,墨西哥的毒販集團逐漸壯大成可以和政府抗衡的力量。

有學者認爲,新自由主義存在邏輯陷阱和內生極端化趨向,即將私有制、市場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教條化、簡單化,並片面強調市場自由化的絕對有效性,否定政府調控的積極作用


對此,中國人民大學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崔守軍這麼解釋:市場不是萬能的,並不是所有經濟資源都會進入市場,人類經濟活動還存在着非市場性的制度安排和機制,例如社會文化、政治傳統、意識形態等都對人類的生產、交換、分配和消費活動產生重大影響的塑造作用


從根本上講,新自由主義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,無法逃脫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,它帶來了效率,但必然導致分配不公、社會分化。這個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後,必然就會爆發。

智利街頭騷亂(來源:路透社)


可以說,智利社會問題的爆發被大大推遲了,這首先歸因於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。智利地形狹長、資源豐富、人口密度低、海岸線漫長且臨近美國市場,這爲大宗商品和礦產製品的出口貿易提供了良好的條件。


其次,“智利模式”有其不同於其他拉美國家的優勢,從而大大延緩了矛盾。


在崔守軍看來,與其他拉美國家政黨政治普遍存在明顯的“鐘擺效應”不同,“智利模式”政治穩定,不論意識形態的左與右,各派別富有妥協精神,能夠在重大問題上形成比較一致的立場,政策確定性和透明性高


另一方面,智利法治健全,社會開放,營商環境好,有利於接受發達國家技術與資本的轉移。根據世界銀行2018年營商環境評估,智利在189個國家中排名第55,雖然較2017年下降7名但在發展中國家中仍屬較高水平。


不過,由於近年來全球經濟復甦乏力,過去幾年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下跌,智利的出口收入下降,公共福利的缺乏和開支不足加劇了低收入羣體的“失敗感”“被拋棄感”。在這種背景下,地鐵漲價成爲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

民生永遠是最大的政治,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“智利模式”最大的弊病在於沒有處理好國家和市場、公平和效率的問題。


着眼未來,破除對新自由主義的迷思,發揮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的雙重力量,無疑是解決智利困局的必由之路。


文/宇文雷格

參考資料/《反思“智利模式”之殤》,作者崔守軍、劉祚黎,載於觀察者網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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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局】因騷亂突然取消APEC峯會,智利局勢有多嚴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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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30日,智利總統皮涅拉突然宣佈,放棄主辦原定於11月的APEC峯會,以及12月的聯合國氣候大會,以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問題。

這一決定讓世界驚訝,畢竟這在APEC歷史上可是首次,並且由於中美經貿磋商進展,外界普遍對這場峯會抱有期待

智利騷亂有這麼嚴重?——事實也確實如此,也就兩週多的騷亂目前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,7000多人被捕,部分華人商鋪也遭殃,被搶劫或燒燬。

智利爆發這麼嚴重的騷亂,其背後隱藏的深刻社會結構性問題,值得每個中國人深思。


當地時間10月25日,智利首都聖地亞哥街頭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


模式

在大家的印象中,智利是拉美地區相當發達的國家。數據也證明如此:2018年智利人均收入已接近1.6萬美元(中國是接近1萬美元),位居拉美首位,智利還是經合組織(OECD)這個“富國俱樂部”的成員。


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這樣一個富裕的國家卻因地鐵票價上漲30比索(合人民幣3毛錢)這樣一個小理由,發生了幾十年來最大一次全國性抗議活動。和平示威之外,我們還看到了大量打砸搶燒的暴力活動。

“不是30比索,而是30年”——示威者喊出了這樣的口號,這說明這次騷亂是智利社會長期積累的不滿情緒的總爆發

示威者明確亮出他們抗議的目標是“新自由主義”(neoliberalism)。

手持“新自由主義在智利誕生,將在智利死亡”標語的智利示威者


何謂新自由主義?爲什麼新自由主義成爲智利民衆不滿的根源?

準確來說,新自由主義作爲一種經濟學理論和思潮,並不誕生於智利,而是起源於20世紀二三十時代的歐洲,其倡導者是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和“英國學派”。


該理論延續自亞當·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,強調市場的完全自由競爭,認爲個人權利先於集體,主張政府對市場干預的最小化,倡導私有化改革

在20世紀70年代,由於凱恩斯主義無法解決西方國家面臨的失業與通貨膨脹並存局面,即“滯漲”問題。歐美大部分經濟學家重拾新自由主義,歐美國家也開始大力向海外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。

1975年,靠軍事政變上臺的智利總統皮諾切特邀請到了美國“芝加哥學派”的大師米爾頓·弗裏德曼考察智利,深深信服於後者的理論。而後,皮諾切廢除了其前任阿連德總統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各項政策,進行了徹底的私有化、市場化和自由化改革。


不同於後來蘇聯和中東國家“休克療法”的失敗,當時的智利軍政府憑藉強力統治和高壓政策,使智利度過了艱難的轉型期,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,智利經濟常年保持高速增長,成爲西方國家口中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典範,其模式也被稱爲“智利模式”


在“智利模式”下,國有企業以及養老體系進行了私有化,工會和各項福利制度被廢除,企業稅收降低,大量吸引外資,政府扮演“守夜人”的角色,除提供基本的法制和社會秩序外,最低度地干預市場。

在外貿方面,智利與50多個國家簽署20多個自由貿易協定,與簽署協定國家的平均關稅低至1.2%,石油、銅礦等原材料和漁業等初級產品大量出口,工業製成品主要靠進口。

對比

智利3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後面,隱藏着什麼問題?

智利國家男子足球隊的門將布拉沃(Claudio Bravo)在社交媒體上這麼說:他們賣了我們水資源、電力、油氣、教育、健康、養老金、醫療,我們的公路、森林、阿塔卡馬鹽沼、冰川、交通,到私人的手裏。還剩什麼?這還不夠嗎?我們不想要一個只爲少數人的智利

實際上,儘管本次聖地亞哥地鐵票只漲價3毛錢,但這已是今年內第二次漲價,並且原起步價是800比索(高峯時段),合人民幣8元左右,已是相當不便宜。

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,智利一半工人的年收入低於6600美元(合人民幣46480元),與1.6萬美元的人均收入相距甚遠,貧困發生率高達8.6%(中國是1.7%),可見智利社會收入差距之大,社會分化之大。

也許智利太遠,我們很難看到智利社會的樣子,但香港的現狀,告訴了我們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結果,無外乎房價高企、生活成本巨大、普通人剝奪感強烈,年輕人上升無望。

不過,儘管人們常拿香港局勢和智利騷亂比較,但在智利示威者看來,他們抗議的性質和香港情況完全不同。

在海外社交媒體上,一個香港示威者的留言引起了智利示威者的強力反駁,如下圖。


這位名爲“巴丟草”的香港賬號說:嗨,所有來自加泰羅尼亞、智利和黎巴嫩的示威者們,香港人給你們提供了一個處理催淚瓦斯的新方法。

一名智利人的賬號回覆說:我們和那些來自香港的暴徒一點關係沒有,他們是美國支持的右翼分子,在智利,我們討厭美國的新自由主義,美國必須停止干涉其他國家,這個罪惡帝國已經對阿連德(總統)這麼幹過

這裏他指的是,當年支持社會主義的阿連德就是在美國中央情報局(CIA)的策劃下被推翻,皮諾切也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上臺。

由此可見,儘管香港和智利示威者暴力手段相似,原因也有相同之處,但雙方的想法和解決方案完全不同:香港示威者覺得他們的自由還是不夠,想要絕對的自由,而智利示威者認識到本身模式存在的問題,想要的是社會平等

得失

其實不但在智利,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帶來的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顯現。一些批評者認爲,新自由主義就是“極端自由主義”、“市場原教旨主義”。


在拉美另一個大國墨西哥,從1982年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產生了幾乎成爲墨西哥標籤的大麻煩——毒販集團。當時,墨西哥農村的土地和其他領域一樣,進行了私有化改革,並允許自由買賣,農業領域也開放給外資。


結果,墨西哥的農業逐漸被外資控制,大量無地農民被迫進入城市,形成貧民窟,無法被城市吸納的大量無業人口走上毒品行業。背靠美國這個大型毒品市場,墨西哥的毒販集團逐漸壯大成可以和政府抗衡的力量。

有學者認爲,新自由主義存在邏輯陷阱和內生極端化趨向,即將私有制、市場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教條化、簡單化,並片面強調市場自由化的絕對有效性,否定政府調控的積極作用


對此,中國人民大學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崔守軍這麼解釋:市場不是萬能的,並不是所有經濟資源都會進入市場,人類經濟活動還存在着非市場性的制度安排和機制,例如社會文化、政治傳統、意識形態等都對人類的生產、交換、分配和消費活動產生重大影響的塑造作用


從根本上講,新自由主義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,無法逃脫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,它帶來了效率,但必然導致分配不公、社會分化。這個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後,必然就會爆發。

智利街頭騷亂(來源:路透社)


可以說,智利社會問題的爆發被大大推遲了,這首先歸因於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。智利地形狹長、資源豐富、人口密度低、海岸線漫長且臨近美國市場,這爲大宗商品和礦產製品的出口貿易提供了良好的條件。


其次,“智利模式”有其不同於其他拉美國家的優勢,從而大大延緩了矛盾。


在崔守軍看來,與其他拉美國家政黨政治普遍存在明顯的“鐘擺效應”不同,“智利模式”政治穩定,不論意識形態的左與右,各派別富有妥協精神,能夠在重大問題上形成比較一致的立場,政策確定性和透明性高


另一方面,智利法治健全,社會開放,營商環境好,有利於接受發達國家技術與資本的轉移。根據世界銀行2018年營商環境評估,智利在189個國家中排名第55,雖然較2017年下降7名但在發展中國家中仍屬較高水平。


不過,由於近年來全球經濟復甦乏力,過去幾年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下跌,智利的出口收入下降,公共福利的缺乏和開支不足加劇了低收入羣體的“失敗感”“被拋棄感”。在這種背景下,地鐵漲價成爲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

民生永遠是最大的政治,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“智利模式”最大的弊病在於沒有處理好國家和市場、公平和效率的問題。


着眼未來,破除對新自由主義的迷思,發揮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的雙重力量,無疑是解決智利困局的必由之路。


文/宇文雷格

參考資料/《反思“智利模式”之殤》,作者崔守軍、劉祚黎,載於觀察者網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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